第一百一十章馬屁閣老——張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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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一十章 馬屁閣老——張璁
張璁，字秉用，號羅峰，後為避禦諱，世宗賜名“孚敬”，字茂恭，浙江溫州府永嘉縣人，祖籍福建莆田，中期重臣，“大禮議”事件中重要人物。在世宗初年，三度位居首輔，史稱“終嘉靖之世，語相業者，迄無若孚敬雲”，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、吏部尚書、華蓋殿大學士，病逝後獲贈為太師，謚文忠。
張璁，少好經學，博學多才，十三歲作《題族兄便面》詩雲：“有個臥龍人，平生尚高潔，手持白羽扇，濯濯光如雪，動時生清風，靜時懸明月，清風明月只在動靜間，肯使天下蒼生苦炎熱。”並對《三禮》造詣頗深，但七次進京科，均名落孫山，後在溫州羅峰學院聚徒講學。朱厚熜即帝位，張璁於奉天殿補行殿試，中二甲進士，觀政禮部，從此進入仕途，時年四十七歲。
世宗登基後，內閣首輔楊廷和等朝中大臣，要求世宗改稱其伯父孝宗為父，伯母為母，而變其親生父親興獻王為叔父，生母為叔母。對於這一不近人情的主張，世宗認為這是割裂親情、違悖常理的事，予以嚴詞拒絕，並以退位來表示自己的決心，以此引發了大禮議之爭。觀政進士張璁上疏表示異議：“朝議說皇上入嗣大宗，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，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，興獻王妃為皇叔母的事情，不過拘執漢定陶王、宋濮王的事，謂為人後者為之子，不得覆顧其私親之說耳。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！臣廁立清朝，發憤痛心，不得不為皇上明辨其事。”
張璁指出：漢哀帝、宋英宗為定陶王、濮王之子，是因成帝、仁宗無子，皆預立為皇嗣，養於宮中，嘗為人後。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，“臣讀祖訓曰：凡朝廷無皇子，必兄終弟及。……今武宗無嗣，以次屬及，則皇上之有天下，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。故遺詔直曰：‘興獻王子倫序當立。’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，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。”世宗得張璁疏，說：“有此論，我們父子的關系可以保全了。”張璁以大禮議未定，覆上疏進《大禮或問》，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看後說：“張璁的說法，如同聖人，不會改變。”展示了以人為本的政治理想，從而受得世宗的信服和重用。
在嘉靖時期，社會最突出的沖突之一是貧富不均的加劇，皇宮、王府及勳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謂之莊田，權貴豪強和地方惡棍，妄指民田為官田，以之進奉王府、勳戚，結交權貴而謀私利。土地兼並的嚴重致使，大批喪失土地的農民背鄉離井而為流民。武宗時全國流民已達600餘萬，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，造成農民暴動接踵而起，基於此，張璁進行一系列政治、制度方面的改革，社會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抑制土地兼並的進一步惡化，把農民穩定在土地上。
在當時，土地兼並最為激烈、數量最大的是皇宮、王府、勳戚等所占有的莊田，仁宗建立皇莊，到武宗時已增至200多處，僅畿內皇莊就占地頃。藩王、勳戚、宦官等向皇帝乞請和強占民田，莊田有332處，占地餘頃。“為民厲者，莫如皇莊及諸王、勳戚、中官莊田為甚”，其嚴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額田減半：“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，天下額田已減強半，而湖廣、河南、廣東失額尤多。非撥給於王府，則欺隱於猾民”。這就是說，賦田約減少了427萬頃，世宗即位後，為革此弊政，穩定社會秩序，曾兩次清理京畿莊田，而宦戚輩中撓，世宗猶豫，收效甚微。
張璁入閣後堅決清理莊田，並由畿輔擴大到各省，由莊田兼及僧寺產業，查勘京畿勳戚莊田528處，計餘頃，其中餘頃分別還給業主等。撤回管莊軍校，嚴定禁革事例，不許再侵占或投獻民田，違者問罪充軍，勳戚大臣亦參究定罪。這樣相對地緩和及消除土地兼並的沖突和百年積弊，使社會秩序趨向穩定，為明王朝統治的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科舉制度是明朝政府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，但在具體的運作過程當中，暴露了許多弊端，產生了明顯的負效應。如正德年間國子監祭酒陸深在一篇奏疏中認為，科舉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華而無實用。張璁改革科舉制度，重新規定考試文體，提高應試者素質，由於科舉名額極為有限，不可能網羅天下所有的真才，使許多士子難以通過科舉而成為進士。於是，張璁推行三途並用之法，改革用人制度，在改革初期，阻力較大，如明人焦竑批評：張璁“為人剛愎，故所行多縱苛刻，如沙汰生員之舉，是何意義！”出現這種因循之論並不為怪，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視之見，張璁改革科舉制度，改變學風，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，考汰之法，以及對提學官的大力整頓，取得了顯著的成效。
明代名臣張居正，以自己少年時的親身體驗對嘉靖前期整頓學政的成就，予以極高的評價，他說：“臣等幼時，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，類能以道自重，不茍徇人，人亦無敢幹以私者。士習儒風，猶為近古。”可以說，嘉靖前期是明代歷史上整頓學風成效最為顯著的時期。
官吏的貪贓枉法，是政治腐敗，社會動亂的原因之一，亦是君主專制社會的大患，張璁上疏奏皇帝，依律治罪貪官汙吏。在掌管都察院時，向世宗奏上《憲綱》，擇其中最急切者七條陳之，依照憲綱實行，可嚴肅風紀，整頓官員作風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在任用官吏方面，主張推舉“廉能愛民者”，不受資歷限制，在《論用人》疏上說：“近該北直隸巡撫官奏，欲盡將進士、舉人選補此地方州縣正官，臣思之心有未安。”張璁認為：無論在何地，無論什麽官職、學歷，只要廉潔愛民，都可以推舉任用。
張璁因為名字犯世宗的名諱，請求改名，世宗就賜他名孚敬，字茂恭，禦書四個大字給他。時吏部侍郎徐縉詢私納賄，經舉發受都察院勘問，徐求解脫，投書行賄於張璁，張發其私，由“法司同證徐縉賄孚敬事，黜為民”，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動。
張璁的改革與反腐損害了皇親國戚、太監、官吏、權貴階級的既得利益，不能不引起他們的仇恨，彈章不絕。但由於他一切秉公，亦奈何他不得，張璁幾次致仕離京，猶如一介寒儒，他一再告誡家鄉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，便倚勢淩人幹不法事，居朝十載，不進一內臣，不容一私謁，不濫蔭一子侄。
張璁得疾，屢請致仕，世宗不允，為之親制藥餌，張璁在朝房值班時昏暈過去，不省人事一天多，因病情急劇加重，世宗不得已乃許致仕回家調養。世宗多次派人去溫州瑤溪貞義書院看望張璁，並幾次下旨召張璁到京覆任，但都因身體原因未能到京。後來，張璁病歿於溫州，卒年六十五歲，此時尚居於承天府的世宗傷悼不已，賜祭葬有加，贈太師，謚文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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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璁，字秉用，號羅峰，後為避禦諱，世宗賜名“孚敬”，字茂恭，浙江溫州府永嘉縣人，祖籍福建莆田，中期重臣，“大禮議”事件中重要人物。在世宗初年，三度位居首輔，史稱“終嘉靖之世，語相業者，迄無若孚敬雲”，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、吏部尚書、華蓋殿大學士，病逝後獲贈為太師，謚文忠。
張璁，少好經學，博學多才，十三歲作《題族兄便面》詩雲：“有個臥龍人，平生尚高潔，手持白羽扇，濯濯光如雪，動時生清風，靜時懸明月，清風明月只在動靜間，肯使天下蒼生苦炎熱。”並對《三禮》造詣頗深，但七次進京科，均名落孫山，後在溫州羅峰學院聚徒講學。朱厚熜即帝位，張璁於奉天殿補行殿試，中二甲進士，觀政禮部，從此進入仕途，時年四十七歲。
世宗登基後，內閣首輔楊廷和等朝中大臣，要求世宗改稱其伯父孝宗為父，伯母為母，而變其親生父親興獻王為叔父，生母為叔母。對於這一不近人情的主張，世宗認為這是割裂親情、違悖常理的事，予以嚴詞拒絕，並以退位來表示自己的決心，以此引發了大禮議之爭。觀政進士張璁上疏表示異議：“朝議說皇上入嗣大宗，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，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，興獻王妃為皇叔母的事情，不過拘執漢定陶王、宋濮王的事，謂為人後者為之子，不得覆顧其私親之說耳。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！臣廁立清朝，發憤痛心，不得不為皇上明辨其事。”
張璁指出：漢哀帝、宋英宗為定陶王、濮王之子，是因成帝、仁宗無子，皆預立為皇嗣，養於宮中，嘗為人後。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，“臣讀祖訓曰：凡朝廷無皇子，必兄終弟及。……今武宗無嗣，以次屬及，則皇上之有天下，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。故遺詔直曰：‘興獻王子倫序當立。’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，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。”世宗得張璁疏，說：“有此論，我們父子的關系可以保全了。”張璁以大禮議未定，覆上疏進《大禮或問》，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看後說：“張璁的說法，如同聖人，不會改變。”展示了以人為本的政治理想，從而受得世宗的信服和重用。
在嘉靖時期，社會最突出的沖突之一是貧富不均的加劇，皇宮、王府及勳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謂之莊田，權貴豪強和地方惡棍，妄指民田為官田，以之進奉王府、勳戚，結交權貴而謀私利。土地兼並的嚴重致使，大批喪失土地的農民背鄉離井而為流民。武宗時全國流民已達600餘萬，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，造成農民暴動接踵而起，基於此，張璁進行一系列政治、制度方面的改革，社會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抑制土地兼並的進一步惡化，把農民穩定在土地上。
在當時，土地兼並最為激烈、數量最大的是皇宮、王府、勳戚等所占有的莊田，仁宗建立皇莊，到武宗時已增至200多處，僅畿內皇莊就占地頃。藩王、勳戚、宦官等向皇帝乞請和強占民田，莊田有332處，占地餘頃。“為民厲者，莫如皇莊及諸王、勳戚、中官莊田為甚”，其嚴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額田減半：“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，天下額田已減強半，而湖廣、河南、廣東失額尤多。非撥給於王府，則欺隱於猾民”。這就是說，賦田約減少了427萬頃，世宗即位後，為革此弊政，穩定社會秩序，曾兩次清理京畿莊田，而宦戚輩中撓，世宗猶豫，收效甚微。
張璁入閣後堅決清理莊田，並由畿輔擴大到各省，由莊田兼及僧寺產業，查勘京畿勳戚莊田528處，計餘頃，其中餘頃分別還給業主等。撤回管莊軍校，嚴定禁革事例，不許再侵占或投獻民田，違者問罪充軍，勳戚大臣亦參究定罪。這樣相對地緩和及消除土地兼並的沖突和百年積弊，使社會秩序趨向穩定，為明王朝統治的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科舉制度是明朝政府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，但在具體的運作過程當中，暴露了許多弊端，產生了明顯的負效應。如正德年間國子監祭酒陸深在一篇奏疏中認為，科舉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華而無實用。張璁改革科舉制度，重新規定考試文體，提高應試者素質，由於科舉名額極為有限，不可能網羅天下所有的真才，使許多士子難以通過科舉而成為進士。於是，張璁推行三途並用之法，改革用人制度，在改革初期，阻力較大，如明人焦竑批評：張璁“為人剛愎，故所行多縱苛刻，如沙汰生員之舉，是何意義！”出現這種因循之論並不為怪，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視之見，張璁改革科舉制度，改變學風，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，考汰之法，以及對提學官的大力整頓，取得了顯著的成效。
明代名臣張居正，以自己少年時的親身體驗對嘉靖前期整頓學政的成就，予以極高的評價，他說：“臣等幼時，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，類能以道自重，不茍徇人，人亦無敢幹以私者。士習儒風，猶為近古。”可以說，嘉靖前期是明代歷史上整頓學風成效最為顯著的時期。
官吏的貪贓枉法，是政治腐敗，社會動亂的原因之一，亦是君主專制社會的大患，張璁上疏奏皇帝，依律治罪貪官汙吏。在掌管都察院時，向世宗奏上《憲綱》，擇其中最急切者七條陳之，依照憲綱實行，可嚴肅風紀，整頓官員作風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在任用官吏方面，主張推舉“廉能愛民者”，不受資歷限制，在《論用人》疏上說：“近該北直隸巡撫官奏，欲盡將進士、舉人選補此地方州縣正官，臣思之心有未安。”張璁認為：無論在何地，無論什麽官職、學歷，只要廉潔愛民，都可以推舉任用。
張璁因為名字犯世宗的名諱，請求改名，世宗就賜他名孚敬，字茂恭，禦書四個大字給他。時吏部侍郎徐縉詢私納賄，經舉發受都察院勘問，徐求解脫，投書行賄於張璁，張發其私，由“法司同證徐縉賄孚敬事，黜為民”，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動。
張璁的改革與反腐損害了皇親國戚、太監、官吏、權貴階級的既得利益，不能不引起他們的仇恨，彈章不絕。但由於他一切秉公，亦奈何他不得，張璁幾次致仕離京，猶如一介寒儒，他一再告誡家鄉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，便倚勢淩人幹不法事，居朝十載，不進一內臣，不容一私謁，不濫蔭一子侄。
張璁得疾，屢請致仕，世宗不允，為之親制藥餌，張璁在朝房值班時昏暈過去，不省人事一天多，因病情急劇加重，世宗不得已乃許致仕回家調養。世宗多次派人去溫州瑤溪貞義書院看望張璁，並幾次下旨召張璁到京覆任，但都因身體原因未能到京。後來，張璁病歿於溫州，卒年六十五歲，此時尚居於承天府的世宗傷悼不已，賜祭葬有加，贈太師，謚文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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